2017年5月8日下午，春秋读书会隋唐组举办了本学期的第四次活动。在刘丽老师的指导下，大家继续阅读钱穆先生的《国史大纲》第三十二章，本次主要阅读并讨论了北宋时期两次重要的改革——庆历新政与熙宁新法。
庆历新政与熙宁新法这两者虽然都为改革、都以强国为目标，但其内容、做法与手段方式都各有不同。庆历新政虽为改革，但实际上主要关注吏治，所行十项主要内容大多为吏治方面，例如选官、任命、升迁、考课等等内容，力求改良宋朝现有制度，使之焕发出新的活力。其中也包括为了令行禁止而注重法度命令，可以说很好地发挥了国法律令对于改革的积极作用。但是由于改革触动了中上层阶层的既得利益，改革很自然便遇到了极大的阻力。即使主持者范仲淹、富弼等人有了宋仁宗的支持，仍旧失败了，宋仁宗也不得不终止改革。而与之相对应的，由王安石主持的熙宁新法，也被称为王安石变法，则侧重于财政性的政策，例如赋税、市价等等。当然，其中也不乏关于科举、教育、军事等方面的政策。但是，由于政策推行至地方，地方官员与基层的官吏为求政绩，以至于这些出于良好愿望的政策无法达到制订者的良好预期，反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。曾有人说：范仲淹变法时，反对的都是小人；而王安石变法时，反对者大多是君子。王安石变法时，非但没有裁减过多的官位反而还增加官位，养了一批“闲官”，以求减少改革时的阻力，但这也使得“冗官”这一现象愈发严重，加重了财政负担，同时政治愈加不清明。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在于，范仲淹主张为“节流”，王安石则重“开源”，而这实际上是与民争利，这与宋朝一贯的“藏富于民”的政策相悖。而且，熙宁朝神宗年轻气盛，过于独断；王安石为求新法立见成效，用人失当，也为新法的实施带来了不好的影响。
时间如白驹过隙，两个小时在不知不觉过去，活动接近了尾声，本学期的第四次活动圆满地结束了，期待同学们在下次活动中更加积极的参加和表现。（文/颜炅偲）
